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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式反腐,政治内斗+媒体炒作+网民狂欢=贪官倒台

来源:南方人物周刊       发布时间:2012-12-17     点击次数:322   【字体:    

政治内斗+媒体炒作+网民狂欢=贪官倒台。 这便是如今中国式反腐的黄金定律,目前记录保持者是重庆北碚区前区委书记“雷冠希”:63小时。 人品低劣、道德败坏甚至面相丑陋,占据各种版面,成为这些权色交易主人公的标签与注脚。而在舆论风暴的背后,很少人知道究竟有着怎样的官场斧声烛影,折射着人性中哪一些幽暗角落

朱瑞峰的“反腐”现场

“不是反腐败,反腐败不会愤怒,” 朱向我说起他这包含着经验的理解,并推测出爆料就是“内斗”的结果。根据资料库他得出,90%的爆料人来自官场内部,他们往往出于斗争的需要

本刊记者 林珊珊 发自北京 插画/TOONY

“情色”反腐

朱瑞峰先生身着西服,蓝白相间的领带上夹着领带夹,像是要去参加一场商业洽谈。但他出现在北京一家书店里,这天的行程是:接受我的采访,随时应对电话采访,见爆料人,报案……

我看起来可能有一些沮丧,关于“雷政富性爱视频”案都重复无数遍了吧?爆料人朱瑞峰体恤地说,他刚刚给我讲了从未透露过的新料。尽管,这则“新料”立刻就被坐在旁边的高先生发到了朱的微博上。

腾讯微博的高先生是前来直播朱瑞峰报警全过程的,他思维活跃,不断总结出“无需动脑”、适合微博传播的兴奋点。

11月21日一早,在朱瑞峰爆料的第二天,高先生要到了视频。同事们都围上来观看。

研究一番后,他们上传了这段“靠谱”、注定“有传播效率”的视频,并在最显眼的位置推出话题。信息火速传播,高先生抛出数据说,这一天,腾讯网友发出了105万条相关微博。官员与性爱,这双重隐秘的组合,似乎完美地满足了欲望与道德的需求。

11月4日上午,当朱瑞峰从线人的手机上看到这段视频,他暗自兴奋,“是个好料”。那一天,线人还交代了视频的来龙去脉。朱瑞峰是这样说的——

“视频是女主角赵某在2007年年初拍下的,在此之前,她演练了许多遍。她是一名建筑商招聘进来,专门对官员进行公关的姑娘之一。前段时间,建筑商曾经的一名手下在重庆告诉朱,姑娘们招进来后,往往被老板带去饭局陪领导喝酒,而老板总会趁机离开,让他们单独接触。雷政富和赵搭上后,曾给她的老板一些好处,可当这名建筑商要更多利益时,他遭到雷的拒绝,因而让他的同伙拿视频威胁他……威胁未果,建筑商反而被判刑了。”

在这座以大戏著称的城市里,雷政富并不是最难就范的角色。这名手下对朱说,他们还使用另外的威胁手段——当官员与女孩行事时,一些人冲进去按住官员,另一个人则扮演女孩的丈夫破口大骂,给女孩扇上一耳光。经此一闹,大多数官员选择息事宁人,可是也有人赤身裸体对着干起来……

视频在手,还是更实在一些。那一天,朱瑞峰听到线人讲的故事,他在心里断定,雷政富“7天之内肯定倒下”。

朱瑞峰是个经验丰富的爆料人。他给我准备了一份长达7页的战绩资料,用四号字体记录了他参与“扳倒”各式贪官的经历,并详细注明了他们的级别。

根据朱的经验,贪污受贿的官员,一般要30天以上才能“撂倒”,而在他参与过的另一桩“情色反腐”(徐州泉山区区委书记董峰虐待妻子,并让她拍下自己和情人的床照)事件中,“照片扩散了两天,董峰就倒了。

“网民对色情的兴趣更大,”朱瑞峰说,贪污受贿的案件很难发布到网上,但涉及色情的往往比较容易被接收和处理。

因此,“情色”作为官员们的薄弱环节,也是爆料人攻克的重点。几乎所有爆料人都向朱瑞峰说,“他们有二奶!”朱总会说,“证据呢,我要证据。”而听到对方回答,他俩“总在一块吃饭”,朱急了,说,“要那种事!”

有一回,山西疫苗的举报人听到朱的反应后,就花5万块雇了私家侦探跟随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。还真逮住了“那种事”,立即趴在窗口偷拍。可一不留神侦探掉了下去,不幸摔折了腿,被押到了派出所……

“内斗”反腐

“我要拿到原版”,看到了线人剪辑过的性爱视频,朱瑞峰说,“相信我,就做;不相信就算了,我不缺爆料。”

朱瑞峰向我描述起这一幕,他记得线人的原话是说,原版太大,“像一部电影”,但他愿意去“商量商量”。

商量?朱瑞峰很快抓住这个关键词,并提取出信息——“这就是幕后有人”。一两个小时后,线人同意了朱的要求,并说出了自己是“重庆公安内部的人”。

线人告诉朱瑞峰:

雷政富受到威胁之后,他跑去向当时重庆的“主要负责人”认错,负责人听后,让王立军成立专案组接手此事。最终,以“私刻公章”的名义将建筑商逮捕并判处1年有期徒刑,而雷从区委副书记升为书记。

“不但没处理他,反而升了书记”,线人说。朱瑞峰注意到,“他口吻变得气愤,还敲了桌子。”朱向我描述当时的心理活动,“我在脑子里转圈,是不是这家伙对他升上书记特别恨?”

朱问他,你为什么爆料?

“反腐败啊,”听到这回答,朱就笑起来了,笑得让对方有点尴尬。

“不是反腐败,反腐败不会愤怒,” 朱向我说起他这包含着经验的理解,并推测出爆料就是“内斗”的结果。根据资料库他得出,90%的爆料人来自官场内部,他们往往出于斗争的需要。

朱说起自己参与过的几个典型案例:

山西疫苗案的爆料人,尽管请到的侦探摔折了腿,却受到医药公司大老板和省委领导支持……前者是受到疫苗垄断市场压抑的商人,后者为来自官场的竞争对手。

而原临汾市纪委书记沈庆华的举报人则直接对朱说,“我要干死他!”他说自己被双规放出来后,要求平反,去请沈庆华他吃饭,沈不仅不平反还惹恼了他,他就要爆料。

当时朱对他说,“贪污受贿查起来很慢,干不死啊!”

朱回忆起过往战绩,又说,“沈庆华闻风要抓爆料人,爆料人急得到处找材料。恰逢马上要换届选举,组织部长想往纪委安排两个处长,沈庆华坚决不要,牛得很,两人在会议上骂起来了。组织部长脸挂不住就骂,他妈的,你年龄都是假的,跟我干。组织部长马上回去找人,把他的信息公布到网上。我到他老家一调查,年龄造假。本来都该退休了,又当选为纪委书记。30天把他撂倒了。”

“只有引起反感了,对方才会举报,”。朱说,而他也摸索出一个规律,只要爆了一个厅级干部,网上就有很多人提供线索,将官员的对手们聚拢。他曾曝光过一名副县长,接下来,副县长之父曾经的竞争对手都给他提供了材料。

不管出于何种目的,雷案中被压制许久的线人总算等到了时机,他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推出,引起“震怒”。但朱劝他不要“引起反感”,而是等到新书记上任后。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,必定效果良好。

11月20日, 孙政才履新重庆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。线人电话催促朱“赶紧发布”。下午4点多,朱瑞峰在人民监督网发出截图。两个多小时后,又推出提前准备好的报道,将之称为“雷冠希”。

那时,朱希望有传统媒体跟进报道,便把网站链接传给各媒体记者,纪许光是其中一位。收到爆料之后,纪迅速在微博发出并以强烈语气质疑雷政富。朱说,纪许光是“最早在微博推”的人。

21日凌晨,纪在微博称“通过缜密调查,已掌握核心材料”。这个凌晨,朱也在开始大范围散播36秒的性爱视频。他说,其中有一位来自东北的网友,一个晚上传了一千多次。第二天,纪许光连续发微博质疑,和朱一起接受腾讯微访谈,之后他又表达了“不怕报复”、“仰天长啸”的悲壮。

“高调”反腐

后来的事大家也许都知道了。重庆官方自21号作出回应后,第二天表示视频并非PS,第三天就宣布结果: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,并对其立案调。人民监督网立即置顶宣告新战绩——“人民监督3天撂倒重庆厅级高官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”。

随着主战场初步告捷,新的硝烟也在微博升起。先是前记者纪许光“高调反腐”,声称受邀协助纪委调查,“单刀赴会”奔重庆,“誓死顶住一切压力”,又在悲情中归来。之后,纪遭质疑,和前同事掐起架来。

尽管朱瑞峰是人民监督网惟一的爆料人、采写者以及主编,看起来势单力薄,但领导和主管单位倒是给他提供了空间,让他不受新闻环境和人事系统的制约。他所受到的最严厉的管理就是封杀网站。如今,他的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,他拥有一支志愿者团队,随时对网站进行维护。

在爆料方面,朱也有着一套经验。他拥有大量群发软件,能自动在各网站坛注册并发帖。他还购买了一箱手机卡,当网络空间难以施展时,就使用短信群发“贪官”信息,附上自己网址,并介绍说是“让贪官彻夜难眠的网站”。

他称自己为公民记者听起来,他交往甚广。一位记者说,他经常能提供线索,另一名记者则说,由于环境恶劣,他们也会把线索给他。总之,他以各种方式联合着中外媒体,并保持曝光度。

他还提起了他的“保护伞”团队,随时准备着自己被抓就出动他们为自己打官司和声讨。

至于那些为“贪官”说情利诱甚至是威胁者,似乎大多是乌合之众,对于他们,他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。

同样地,雷政富一案也出现一名交涉者,据说是北京一家大型KTV的老板,他自称侯军。据朱所说,侯势力强大,人脉宽广,“通吃新闻圈”,他多次约见朱瑞峰而未果。在20日后,他们又发了几条短信,言语之间颇为讲究。

侯军:兄弟,真要结这么死的仇!(11月20日)

侯军:朱先生,咱们前几天在新街口约谈(注:朱说是威胁信息,借此暗示已知道他的住址)我因工作忙未能赴约,抱歉,现听你说老富可能有问题,我们就不要理他了,以后有机会见面再好好聊,顺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。(11月22日)

朱瑞峰: 侯军大哥,不见你,是保护你,雷涉薄,王案,中央早已介入,请理解。弟瑞峰望老北京兄长生意兴隆。(11月24日)

侯军:明白了,我们也算有缘,日后如有机会相聚好好叙。谢谢。(11月24日)

这一天,朱瑞峰走进派出所,试图将侯军的威胁短信作为证据交给警方。警察看起来很严厉,对拍照以微薄直播也表现出不满。经过尴尬又和气的解释,他总算成功报了案。

齐红 为朋友拆窃听器

在其他场合,有人冲他惊呼,老子没有贪污!有人还得表演出冷静。但齐红并不是愚蠢的观众,他当时就想,为什么你的反应变得迟钝而神情忽然恍惚了呢?

本刊记者 林珊珊 发自北京、山东 插画/TOONY

北京地铁拥挤的人群里,齐红抓住扶手,露出了一条条深深的刀疤。人们瞅着他,立即躲向一边。伤痕是23年前留下的,尽管这样的目光多年来已司空见惯,可还是激起了无可奈何的伤感。他没法和别人解释,就像一生所经历过的无数事情,总是始于理想,终于荒诞。

齐红,1米85左右的块头,不说话的时候,是一副严肃而戒备的神情,而当他开口说话,你能感受到他密集的思索。我是通过一则登在《南方周末》头版的报道知道他的,在那则报道中,他揭露了道成公司(声称开创了“医患关系第三方管理”)打击患者、欺世盗名、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。

“不是揭露,而是揭示真相,”齐红纠正我。在山东一座城市里,我和齐红聊了几天,其中很多内容没法在这时告诉你们。这次仅仅要说的是,他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、办公室或是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的事情。这发生在2011年。

窃听成风

双腿一软,瘫坐地上,久久不能说话——齐红清晰地记得,他第一次为官员拆出窃听器时,对方面对结果的反应。那是他始料不及的,更没想到的是,自己在官场上传开了名声。

熟人才是通行证。官员们纷纷通过熟识的朋友来找他检测,拆除窃听偷拍设备。出于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某种异常——比方说,妻子得知某个秘密行踪,领导讲话“话中带话”,他们都会找到齐红。最忙碌的一周,他拆出了四十多个。

这段神奇的经历起源于一次饭局。一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带来了“官场窃听成风”的信息——官员们广泛使用间谍设备,彼此刺探,抓对手把柄,由此副职立刻升为正职……

“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,趁机摸摸对方身上是否带设备,重要谈话得去洗浴中心,”他说。这让在座的人震惊,在山东一带,这样的现象前所未闻,他们纷纷感慨——人心是不可靠的。

齐红思虑得更多,“公务员队伍相互收集黑材料,将会带来什么后果?”他还对朋友们说:“我要对你们的安全做个检测,我想想办法,你们等着吧……” 没过几天,他就找到一套检测仪器。

检测工作先在朋友圈中进行。“焦点”人物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,就像这一位,手握审批权力而又锋芒外露的处级干部。

“万一我私生活被发现,老婆不让我回家了怎么办?”听到齐红提出主动排查,这位“处级”还一脸轻松开玩笑。但很快,他就尝到了沉重的滋味——两个窃听器、一个针孔摄像头,藏在了办公室的空调里。

“脸顿时煞白了,直勾勾望着天花板”,他的两三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对齐红说,不可能是家人装的,情人“藏得很深啊”。

冷静之后是应对。接下来一周,他频繁拜访上级,给他们送礼,终于得到“点拨”——某副手能力超群,应该调去更富挑战性的岗位。他豁然开朗,将副手调离。

忧心忡忡

间谍设备来自他们的妻子、情人、同僚及竞争对手。在查出前二三十个窃听偷拍器时,齐红忍不住想:朋友们待一块时,各抒己见,指点江山,谈起腐败还同仇敌忾。回归官场后,他们是怎样的形象?又是如何成为“腐败一员”的?

起初,他还带着了解中国官场、窥探人性另一面的好奇心。可当渐渐深入他们的隐私,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尴尬。

他谈到一位朋友,一个总是风度翩翩、侃侃而谈并且见解深刻的厅级官员,他打了个比喻——“像国家领导人”。一次闲聊中,对方调侃着说:“怎么不帮我检查检查,看看我是不是好干部?”

接下来,又是一串转折。齐红果真在车上查出了插卡式窃听器,还看到了一张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脸,“突然间给你的感觉是皮肤都皱起来了,就好像突然核武器爆炸,被辐射到了。”二十多天后,他找到齐红,严肃地说:“我承认,我有两个情人。我马上终止交往!”

可是,他为什么要特意向齐红交代呢?我想齐红也会有这个窘迫的疑问。在其他场合,有人冲他惊呼,老子没有贪污!有人还得表演出冷静。但齐红并不是愚蠢的观众,他当时就想,为什么你的反应变得迟钝而神情忽然恍惚了呢?

至于那位风度翩翩的朋友,他记得自己只是难为情地回答,“这是你的私生活问题,如果她们让你感觉很美好,或是充满了激情,你仍然可以继续……甚至你都可以忘掉有过我这个朋友……”齐红叹了一口气,补充说,“那是他的自由。”又继续讲起了一名局长的故事。

与“厅级”不同,这名局长迅速接受了结果,并断定:情人装了窃听器。随后他和情人果断分手。

“太厌恶了,”再提起此事时,局长仍咬牙切齿。听多了石榴裙下栽跟头的故事,他甚至怀疑起情人的背景,“是不是被谁安插在身边的?是不是被利用了?”压抑和不安之感,长久笼罩着他。

此后,齐红看到了更多。当场大骂某人是狗背后捅刀子的,心脏病发作而惶惶不可终日的……齐红赶到医院,看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,却不能主动发问,也不能劝导,谁也不愿把问题戳破。

那些没检测出问题的幸存官员呢,能松一口气吧?可不!他们忧心忡忡,成天怀疑,是不是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啊?

“要不要告诉他呢”。慢慢地,当齐红检测到窃听偷拍器,他都在心里犹豫一番—— 不说,不知他们会走上哪条路?我不愿看到凄惨的事发生。说了,看到这么多的表情,得病的,沉默的,我还得去安慰他们。但安慰的话也没法说,总不能问你做了什么你交代吧你捐了吧?”

还有隐约的怀疑眼神——你这样给我们检测,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目的?啊?

身不由己

不可避免,“凄惨的事情”发生了。查出窃听器一周后,他的一名朋友(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),因涉嫌受贿,被双规了。

在齐红的描述中,这位主任讲原则,待人和气,厌恶亏欠他人,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那种人。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。因为,“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,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,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”。

当时,齐红就对他说,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险的异己分子,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。对于这一警告,“主任”只是再次强调“原则”的重要性。

然而,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,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揪出窃听器后,他陷入了沉默。

“不是愤怒而是沉默,”齐红用尽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实也没什么的口吻。他曾反复琢磨其中意味,直到再次见到了他。

那时“主任”已经在监狱了。“只收过一次钱,就出事了!”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,窃听是一个预谋,行贿是一个陷阱,为的就是除掉他!

一切都已不可挽回。齐红说,那次见面,他得知,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“主任”就出事了。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,是因顶不住压力,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,而惟有一致,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“办事”。因而“主任”后悔了。并不是后悔受贿,而是“与其这样,还不如早早堕落,和他们一块。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,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”,他说。

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,随后他发现,“主任”并不是孤岛,他眼中的正直人——一名大学校长,也被安上窃听器了。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,校长是惟一保持冷静的人(但齐红又怀疑也许是演技太好)。校长只笑笑说,谁能对我这样呢?是党在考验我吗?还是单位其他的同事在观察我呢?

“谁对他使用这些东西?意图是什么?如果这样的一个人被搞掉了,另一帮人上来了,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?在我们官场互相斗争当中,这样的手段扩大化以后,会普遍引起官员们一种怎样的心态?是能约束住他们做事,还是使他们更加狡猾?如果它们来自官场的恶势力,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?”

齐红的思考还未找到答案,他又发现,窃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“恶势力”。 即便踏在同一条船上,他们也要接受来自同伴的考验,以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固。

“被查出设备后,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,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”,齐红说。他将提到的这名官员,也像大部分人的反应那样,在查出窃听器后,尽可能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链条,往各种渠道确定威胁的来源。

“就像做错事害怕受罚的小孩需要去讨好。他当即变得谦虚起来。”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,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“防患于未然”的同僚们,最终加强了“忠诚意识”,巩固了联盟。

“没事,自己人,”再次和齐红见面时,这名官员已恢复正常,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吃饭。

无论如何,总得为自己辩护一番。他们大多诉诸身不由己的浮沉感。齐红举例说,言辞大致是这样的——

“像我这样的人,在工作中绝对没有重大问题,但是你说,小小的问题怎么可能没有?“现在的工作哪能那么严格呢?人家送了点礼,过生日送了点钱,你说这种情况下,怎么能像焦裕禄同志一样拒绝呢?这是不行的。要是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影响你的工作。只能说,这是一种必要的交往、一种交流,现在的情形下,要是不这样就没法工作了吧?”

应对之道

大多数时候,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。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——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,更加认真工作;有人小心翼翼,加强信息保护;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听监视器;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;有人想到“分权”以壮大自己人马;有人则想到,不如为自己找一个“代理人”……

饭桌上,齐红听到一名局长说:“现在嫉妒心这么重,又安窃听器,又装偷拍机,说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踪;我躺在床上,说不定就有一个人的眼睛在我头上看来看去。干脆这样,我也不掌权了。但是你说,我当局长,辞职也不实际,还涉及到整体利益,还有上级安排的问题呢,不是那么简单的。那怎么办呢?为了减少嫉妒、减少别人的攻击,我把权分了,就没人恨我了。”

“这不过是自我掩饰”,齐红说,饭桌上的人都听出了怨言,“没有权力,还怎么腐败?”

随着检测的深入,他开始对这一切习以为常。重新建立是非标准,用以区分人群。

他说,对于“明显的坏蛋”,他会坚决拒绝帮其检测的要求,虽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

有一次,他帮一个官员在车里查出窃听器后,对方不愿接受事实,当场争辩说:我是优秀共产党员,不可能安装在我这的,因为我从来不说任何违反党的要求的话。

“你能做到吗?你别狂,我会让你不再这样说话。”齐红和他争执起来。

“你要使用窃听器吗?”他反问。

“我不用这么初级的办法。哪天我把你在某种场合私密环境下说的话拿出来给你听。但是你绝对不允许告我,咱俩签一个协议,敢不敢试一试?”

齐红看他转着眼珠沉默了,便接着说:“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,在这方面我比你知道得更多,就像党内的事我不如你,其它的事你不如我。”听罢,这名“优秀”官员哈哈笑起来,称自己在开玩笑。

另一名局长则在看到拆出来的窃听器后,轻松地指出——那是我妻子装的。“他觉得自己在单位太受欢迎,不会有人监督他的,因为全单位都被他带动起来搞腐败,每个员工都得到很多好处”。

齐红提醒他,国家还是有法律的。

“我在我们单位,就我说了算!我说的就是规章制度!”

这些时候,齐红总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迅速蔓延。慢慢地,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全丧失了兴趣。他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,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,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。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。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,他选择了远离,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。

“这是一桩很可笑的事情。可笑的工作我不愿再做了。但我很高兴曾看到这些官员各种痛苦惊恐的反应。无需深究,那些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,” 齐红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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